关注点
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会议指出: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,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,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
从2011年开始,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基调就一直维持“稳中求进”。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看来,尽管今年“稳中求进”提法没变,“但基于现存的经济问题,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,这是个创新之处。”
祝宝良认为,中国经济面临需求问题和周期性下行问题,但更多反映为供给侧的问题、结构性的问题。在钢铁、有色、化工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同时,国内还存在高质量和个性化商品供给不足问题,导致了大量消费外流。有的产业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,有的产业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。“政策都是奔着问题去,正是因为当前的这些问题,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。”祝宝良说。
对于供给侧改革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,近年来由于我国一般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,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,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,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体系,通过市场化、法制化、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、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。并且,政府、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,来实现这样的改变。企业家要做好适应新经营环境的准备,靠提高核心竞争力、提高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来获得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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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产能、降成本
会议指出: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。帮助企业降低成本。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,打出“组合拳”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,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,淘汰落后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点。大量落后产能的存在,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,尤其是金融资源。在一些过剩行业中,效率低、负债高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,而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还不得不给予续贷和更多支持。另一边,行业内效率高、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。同时,落后产能的存在还使得市场供需失衡、产品价格持续回落,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约,最终影响到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。
要真正将落后产能淘汰出局,应按照企业主体、政府推动、市场引导、依法处置的办法,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,因地制宜、分类有序处置。国家还可以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、不良资产处置、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,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和地区,给予一定的支持。同时,要严格控制增量,防止新的产能过剩。
在企业销售业绩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的背景下,帮助企业降低成本,是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。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、做到放管结合,并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等,逐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在财政可承担和社保基金运行可持续的前提下,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社保费率。政府还应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等方式,逐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。
随着煤炭、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,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,我国电力价格也还存在一定的下调空间。此外,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、大力发展电商、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等,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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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创新驱动
会议指出: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,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表示,当前,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,传统增长力量减弱形成的经济减速带急需创新力量加速成长以弥补。
中央在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时,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企业优胜劣汰。创新与淘汰是并行的,没有淘汰,没有退出机制,创新就没有足够的空间。大量的落后产能背后是资产和债务的固化,这些都会严重侵害经济肌体。创新就是要用良币驱逐劣币,国家的责任则是要为劣币的退出建立通道和保障体系,让创新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,虽挑战巨大,也有风险,但势在必行。
对于政府来说,更要积极转变角色。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,需要市场主体自主决策、自担风险。政府不要代替市场主体决策,不要冲在一线主导创新活动,而是要努力为各类创新主体构建一个甘愿创新、自担风险的外部环境。构建创新环境有很多工作要做,如提高行政效率、公平配置土地等生产资源、保持司法公正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。这些工作对吸引创新企业非常重要。政府还可以直接搭建或支持社会机构搭建诸如人才、技术、投资、教育等服务平台,为创新者服务。
总之,必须破解限制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,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,通过优化劳动力、资本、土地、技术、管理等要素配置,彻底激发创新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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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深化改革
会议指出:推进结构性改革,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。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,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
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,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,承接“十二五”、开启“十三五”,2016年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尤为关键。
像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,促进产业优化重组,坚持创新驱动发展,着力补齐短板等,这些都需要坚定改革信念,建立改革激励机制,鼓励地方改革试验,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,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。
会议强调,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,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。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,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和重点。我们当前既面临稳增长、调结构的压力,也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,需要改革来发挥牵引作用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,对于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,对于激发企业活力,都有重大影响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,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,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,使得事权与财权相匹配,有利于地方发展,也有利于提高财政运行效率。此外,为适应金融混业经营新趋势,加快推进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监管体制转变,对经济转型升级也具有重大影响。
推进改革,还应加强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。要放开服务业价格的管制,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。
值得强调的是,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,政府是关键。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,推进监管转型,才能激活市场、解放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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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
会议指出: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,实行减税政策,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,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,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
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,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经济挑战,2016年需要更有针对性、更加适度和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。
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。新增部分应主要投向“促转型”“调结构”重点支持的领域。在方法上,可加大财政赤字、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,尤其要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。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,可以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,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。同时,通过深化改革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,比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,释放非金融类资本和金融类资本增加财政可用资金,还可以通过税制改革拓展中长期财政资金来源,以及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。应兼顾将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、控制资产泡沫和防通胀、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三方面平衡。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是去产能和调结构必经的阵痛阶段,很大程度上还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。货币政策总量松动已经达到一定力度,应进一步灵活发挥结构性工具“精准定位”的优势。
祝宝良认为,从2010年开始,中国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,今年的措辞没变化,但内涵上有新意。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侧重于减税而不是更多地扩大支出,这样才能减轻企业负担,支持其去杠杆去产能。而稳健的货币政策,旨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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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落实
会议指出:要抓好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落实,发挥好亚投行、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,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
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表示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、政治生态迥异、利益诉求多元、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。完善合作机制,包括建立多层次、多种形式的新合作机制,同时充分利用和发挥好现有双边、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,是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保障。
今年“一带一路”取得了积极进展,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为“一带一路”绘制了美好的蓝图框架。今年前10月,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势头良好,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稳步推进,一些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成形。
展望未来,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还是要以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,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。
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,应加快构建联通内外、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,加强和沿线国家的电力输送、光缆通信等方面的合作。
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,要推动实现相互扩大市场开放,加强海关、检验检疫、过境运输等方面的合作。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投资合作,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园区,带动沿线国家增加就业、改善民生。
资金融通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支撑。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,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好亚投行、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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